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很快就认识到，他主导的三次统一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已经达到了欧洲国家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并同时鼓励其他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俾斯麦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这些国家的竞争焦点从德国转移到了国外和其他存在利益之争的地区。
对于年轻气盛、急切地想要有所作为、看重声望而且情绪容易波动的威廉二世来说，他完全不可能如此冷静和克制。由于他非常崇拜祖辈统治者［首先是“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其次是腓特烈大帝和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他决心将他的权力从俾斯麦长年的“独裁统治”中重新夺回来。此外，威廉二世对昔日的霍亨索伦英雄抱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领导普鲁士-德国变得更加强大。1897年3月22日借祖父百年诞辰之机，威廉二世宣称，俾斯麦和陆军元帅毛奇伯爵只是他祖父的“小跟班”，扩大普鲁士疆域的不是他们，而是“威廉大帝”——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他自己也打算将德意志帝国变为统一欧洲的核心。
威廉二世仿佛喝下了一杯由祖先崇拜、君权神授、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混合而成的毒酒，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工具，肩负着引领德意志民族——像盐之于地球不可或缺那样——走向辉煌时代的使命。威廉二世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上帝的意志决定了在受冕为王的统治者领导下一个民族的兴衰。“女性化的”拉丁人和斯拉夫人是人类的退化，而人类的未来只属于“男性化的”、信奉新教的日耳曼人。1905年3月22日（威廉一世诞辰），威廉二世在庆典上再次宣布要在不来梅为他的父亲竖立一座纪念碑：“我梦想中的世界帝国应当包括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它应该首先得到四面八方的绝对信任，就像一个安静、真诚又友好的邻居那样。而且，当人们有朝一日谈论起历史上的德意志世界帝国或者霍亨索伦世界霸权时，它也不应该是通过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或民族产生的，而应该是建立在有着共同目标且相互信任的国与国基础上的。”
威廉二世在即位后不久就向他的好朋友奥伊伦堡谈到过所谓和平的“德意志使命”：“我希望欧洲能逐步看清我政策中的基本思想：和平统治——一种拿破仑式至高无上的统治权。”1894年2月，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国务部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我们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要通过军队和欧洲的贸易政策得以彰显。”1895年7月，他向瑞典和挪威的王储保证：“我的全部心力和我对制定政策的全部思虑都是为了将全世界，特别是全欧洲的日耳曼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回溯历史，从威廉二世如此“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中也看得出来，几十年来他的核心思想一直是在德国领导下，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欧洲大陆联合起来。然而德国在欧洲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是否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俄国和法国已经在1894年结成同盟，而“海洋帝国”英国最后也会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保证自身独立和存续而团结其他欧洲国家，共同抵制德国霸权。
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德国陷入众矢之的境地的危险，威廉二世还在事关其他大国海外势力范围的问题上指手画脚。威廉二世将“‘世界帝国’源于德意志帝国”奉为座右铭，1896年1月，他向布尔人总统（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比洛的反对者克鲁格发去臭名昭著的祝贺电报。他冒着插手南非事务和与英国开战的风险，不以为意地说了一句：“噢，这只是大陆上的事，不要紧！”一年后，威廉二世坚持要吞并中国的胶东半岛。帝国首相和外交部曾提醒他此举恐怕会损害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不顾这一警告并声称：“从现在开始，我决心放弃我们在整个东亚被人认为过度谨慎甚至软弱的外交政策，采取全面严酷的手段，在必要情况下用最残暴的方式让中国人知道，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不是在小打小闹，与他为敌将会让他们大祸临头。”1900年，威廉二世又强行任命被讽刺为“世界元帅”的瓦德西出任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最高指挥官。
1898年秋天，威廉二世先后出访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海法、耶路撒冷、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轰动，将他奉行的“世界政策”暂时推向了高潮。和如今一样，当时威廉二世访问的这些地方都是列强和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彼此冲突的热点地区。1898年10月29日，威廉二世身着普鲁士陆军元帅军装，头戴软木头盔，骑着高头大马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路德会救赎主堂的落成典礼，俨然一副胜利者凯旋的模样，这必然让一直不信任他的当地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感到不安。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的出现仿佛在向人们发出警告：他已经将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整个东方都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之牺牲”——抛在脑后了。
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接见了西奥多·赫茨尔，并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诉求友好地表示，他会宣布德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家园提供庇护。他还给当时的教宗发电报称，准备接管对圣地天主教徒的保护权。此外他还宣布向伯利恒德国新教圣诞教堂提供庇护。另外，伊斯兰教也没有失去这位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厚爱”。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称赞萨拉丁是“历史上最具有骑士精神的统治者”，并声称：“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世界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帝国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同行的比洛很快意识到，这段祝酒词必定会在法国、英国和俄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三国政府都统治着数百万名躁动的穆斯林。然而比洛无权阻止这番话被公之于众：威廉二世已经把他的讲稿通过电报发给了君士坦丁堡方面。
至于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要在东方世界演这么一出，从他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出他狡猾的心思。这封信于1898年10月20日从君士坦丁堡寄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如既往地没有知会帝国首相。为了促使俄国同英国开战，他在信中写道，永远不要忘了“在你我突然面临要与我提到过的那个插手别国事务成瘾的大国（暗指英国）开战时，穆斯林是我们手中一张非常有分量的王牌”。威廉二世想要煽动和动员伊斯兰世界向德国的敌人开火，最好由一位出身普鲁士的元帅担任指挥官，这种最合他意的想法一直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在当时，德国这个“迟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表面上好像成了一个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1899年，比洛向威廉二世报告说，德国在南太平洋取得了两座萨摩亚小岛，这是德国海军和德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他夸张地向威廉二世保证，此举将“鼓舞德国继续在陛下的英明领导下，走上通往世界霸权、伟大与永恒荣耀之路”。从地中海以东，经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印度，最后通往中国的陆桥首先成为威廉二世的远期目标：世纪之交，他在推动建设巴格达铁路时曾激动地大喊“我的铁路！”他同时声称，“数年来”他一直幻想着，美索不达米亚（今天的伊拉克）有一天能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在非洲，他总是畅想有朝一日通过夺取比利时属刚果，能将德国的殖民地在中非连成片。包含荷兰和丹麦所属岛屿的加勒比海地区和之后的整个拉丁美洲都为德国海军、德国移民和德国企业主提供了大量“扩张”的机会。
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威廉二世提议，他应该把德国的触角伸向欧洲东部而不是西半球。威廉二世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别开玩笑了！那里可是俄国人的地盘。南美洲才是我们的目标啊，你这个老小伙儿！”华盛顿方面也逐渐认识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如脱缰野马般不受约束，将对美国形成潜在的威胁，于是建立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不过这并不妨碍威廉二世时不时地——首先在1908年与政治评论家哈勒的会见中——建议美国人一起瓜分横在美国与德国中间的大英帝国！
于是在世纪之交，在威廉二世热切的关注下，位于柏林的德国海军司令部针对德国与正在崛起的北美洲共和国（美国）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制定了军事行动预案。根据预案，德国的战舰将通过一次对波多黎各的袭击行动，挑动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地区与德国海军作战。开战地点选在加勒比海地区，是因为美国在纽约长岛的军事力量一时间影响不到那里。与此同时，一支更大规模的军队会在新英格兰沿海地区登陆，向巴尔的摩和华盛顿推进。施利芬在1903年明确表示，要保证10万军队能从北大西洋进军，德国必须首先避免在欧洲开展军事行动。此后，进攻美国的荒谬计划就被取消了。没有什么比施利芬一针见血的评价更能凸显德国“世界政策”在战略层面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为了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与大英帝国、庞大的俄国和殖民大国法国平起平坐，德意志帝国必须摆脱俄法同盟的“钳制”，并让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英国保持中立。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世纪之交以来，威廉二世和他的重臣们推崇两大军事战略：一个针对西边的英国，一个针对东边的俄国，都是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问题。1897年，威廉二世任命海军上将提尔皮茨为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随即“提尔皮茨计划”出台。根据此计划，德国要在1920年之前建造60艘战列舰，并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巡逻待命。对于这个对海上霸主英国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计划，提尔皮茨表示乐观：为了保住海上优势，履行国际责任，英国可能不得不投入比德国新造战舰多一半的战舰来防御，长此以往英国的经济实力和人力都会抗不住。“提尔皮茨计划”的终极目标是打破英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不仅要抓住时机在与英国皇家海军在北海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还要迫使伦敦方面做出政治上的让步，即通过签订和约确定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地位（尤其是德国对欧洲的统治地位）。
不过这个看似由提尔皮茨精心策划的战略存在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大大低估了英国人的决心，以及英国寻求盟友的可能性。随着英国1902年与日本结盟，1904年又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英国得以收回其派驻远东和地中海的战舰。这样一来，提尔皮茨的如意算盘就落了空，因为要与结成同盟的英日法三国海军（1907年俄国加入）抗衡，德国海军不可能有胜算。然而皇帝威廉二世仍坚持加速建造战舰，并公开向英国人挑衅，称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没有底线的傲慢态度”，要求德国放慢建造战舰的速度，德国将向英国宣战。他还连声疾呼：“不行！不行！不行！”对于德国外交政策负责人比洛来说，造舰计划就像是一件铁制女士束胸，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活动自由。不过，即便有什么想法，他也永远不敢对这件皇帝最宝贝的东西提出质疑。
威廉二世这项宏伟计划最大的危险，在于给了英国人随时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中击沉德意志皇家战舰的机会，特别是当后者的规模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时。游走于这片“危险区域”时，威廉二世曾特别由衷地强调他对英国、对身为维多利亚女王长外孙与英国王室紧密血缘关系的热爱，他也嘲弄地搬出那句老话——血浓于水。1902年，威廉二世将他的计划全盘托出，他声称，“我是唯一一个还能牵制住英国人的人，要不然他们早就趁我的战舰还没造完的时候就开战了”。然而，如果英国人真的“提前”发起战争，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上将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应对呢？
在20世纪的头几年，德国海军司令部都忙着在一项军事计划上获得这位最高军事统帅的首肯——占领丹麦和包围哥本哈根。威廉二世估计，英国公众不会接受德国强占这样一个中立小国。英国皇家海军将被迫向丹麦首都派出一支中型舰队增援，然后被等候在丹麦海峡的德国远洋舰队一举歼灭。接着英国皇家海军会将余下的舰队调往北海。直到1905年2月施利芬向德国海军司令部指出，德国海军计划派去侵略丹麦的两支舰队还要用于对法国的侵略战争，这项荒谬的军事计划才宣告流产。根据《英法协约》，德国不可能“仅针对英国一方”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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