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先后有两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郭沫若年谱》载，1950年4月，“作《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歌词，马思聪作曲。由共青团中央颁布”。1950年4月23日，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公布了《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马思聪年谱》载，“《伊江歌声·伊江歌选》第6期，转载《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实际上，队歌的始发并非转载而在次月就出版有正式版本。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一经确定，作为附录分别收入不同版本的中国少年儿童队手册。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编、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年儿童队》是第一个正式版本，1950年5月初版。当月，该社沈阳营业处、中南新华书店、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南长沙市委员会少年儿童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等地均分别印行有《中国少年儿童队手册》。各种版本的少年儿童队手册均收有队歌，万叶书店1953年5月初版的《中国少年之歌》亦收入有“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这是手册之外收入队歌最早的一个版本。
郭沫若作词、马思聪谱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分三段：“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参加青年团，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文化部和文联联合举办三年来全国群众歌曲评奖（1949.10.1～1952.10.1），《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获得二等奖。
1953年6月27日，青年团中央二大通过将“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也同步易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是收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儿童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定价旧币800元，印数100万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多次重印，其中第9次重印时的总印数已达345万册。该版本系五线谱。
之后收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版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1958年8月初版，更换为彩色封面，定价0.04元，印数140万册，次月重印312万册，到1964年11月第9次重印时的总印数已达622万册。加上各地租型（如上海在1966年1月印行18次累计737万3千册、哈尔滨1965年6月一次印行120万、沈阳两个月内印行200万册）及民族语言印刷（如朝鲜文、哈萨克文、蒙文），1965年5月印行第2版，次月有重庆印行19万册等。
此外，笔者有见到广东潮安城关镇印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推断各级组织也有自行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所以，冠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应该是发行量最多的一种童书。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除了收入《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外，也收入在版本各异的歌曲集，如中国音乐家协会编的儿童歌曲集《我们快乐地歌唱》，音乐出版社1959年10月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8月出版的《少年儿童歌曲选》等，歌集第一首即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队歌虽然随着队章印行册次巨大，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单行版本。
1964年5月，音乐出版社初版《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五线谱16开本，重磅胶版纸印刷，定价0.09元，印数2065册。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终于有了独立的单行版本，这是第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唯一的单行版本。为《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谱曲的马思聪（1912～1987）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的节目开始曲即为其代表作《思乡曲》。1966年文革开始后，当年11月底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东方红》，已经备受折磨的马思聪万念俱灰，1967年1月15日，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马思聪出走香港，4天后抵达美国从事作曲、教学工作，成为轰动一时的“叛国投敌”案。1971年7月周恩来托基辛格向马思聪转达“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40年后的2007年12月，异国辞世20年的马思聪骨灰归葬广州。
第二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创作于1960年，歌名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与厦门有关，与一部电影插曲有关。
1958年7月中旬，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时局，在北戴河会议上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8月23日下午，解放军炮兵部队开始向国民党驻守的金门猛烈炮击，史称“8.23炮战”。 炮战期间，厦门禾山第四中心小学（后改名何厝小学）的少先队员组成“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除了洗军衣、送茶水等后勤服务外，少先队员们还直接参与到修公路、筑掩体、擦炮弹、接话线、抓特务等一线战事之中，晚上则和解放军一起住在山洞里。团市委给支前的少先队员们带去一面锦旗，上面绣着“英雄的小八路”字样。剧作家陈耘根据这个事迹创作了五幕话剧《英雄小八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1960年9月初版。话剧创作过程中，时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周郁辉到福建前线采风，并根据陈耘同名话剧改编出《英雄小八路》电影文学剧本。
1961年7月出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发表了《英雄小八路》电影剧照，影片摄制完成标注为1961年。1961年9月，电影文学剧本《英雄小八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注明“根据陈耘同名话剧改编”，署名为“周郁辉改编”，32开本，定价0.26元（由于印刷错误误为0.11元，逐本手写改价），印数6200册。文学剧本给出有影片插曲，但仅有一段歌词：“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踏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胸前，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应该说，这个电影文学剧本完成之后没有根据电影完成台本进行大的修改，其中影片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词在文学剧本中没有完整呈现出来。
《英雄小八路》在厦门开机拍摄的时间为1960年10月，而12月底在慰问厦门前线三军大会上，周郁辉作词、寄明谱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唱。为这部影片创作一支主题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创作过程，并且歌词也进行了精心修改。
电影中三次出现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两段歌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国家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毛泽东看过电影《英雄小八路》后，对插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接班人”称谓引起特别的注意。1961年9月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之前，专门研究过英文中“继承人”的拼法，认为“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毛泽东认为，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接班人”这个名词在毛泽东那里有了新的含义。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有“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一句，毛泽东显然更属意《英雄小八路》主题歌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作家周郁辉（1927～1987）著有《英雄小八路》《济南之战》《无坚不摧》等，提议成立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音乐家寄明（1917～1997)原名吴亚贞，她作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等少儿歌曲，几十年来一直为千百万少年儿童所传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1980年5月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音乐类一等奖。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定恢复少先队名称，并通过“决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歌作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分为14条，没有提到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单行本里收入的歌曲也没有沿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将此歌直接命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2005年6月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分为17条，队章收入的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不过第6条专门规定了“我们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收入在各种版本的歌曲集、电影歌曲集和儿童歌集，如北京市少年儿童“红五月”歌咏比赛推荐歌曲，由北京出版社1963年4月出版并以歌名冠名印行；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年6月出版的《电影新歌选》、1963年10月出版的《电影歌曲选》（1961～1962）；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8月出版的《少年儿童歌曲选》等等。1964年9月评选1962年以来的优秀群众歌曲，26首歌曲中就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音乐出版社1963年8月印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童声二部合唱五线谱，16开本，定价0.11元，印数805册。这是该作品至今为止唯一的成书单行版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成为少先队队歌并易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沿用至今，收入新版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持续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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