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疫情还在世界蔓延。数亿人隔离在家，尽管在狭小的空间里每日焦虑，但都期待着明天会好起来。在这些人中，作家可能天然适应这几十天甚至数月的禁足生活，他们的日常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写作。在隔离时期，他们也在记录着这段历史，这段人类日常生活的例外日子。从世界阅读日这一天起，澎湃新闻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刊发他们的“疫期笔记”，他们这段时间的写作，一段来自“隔离时期的作家问候”。
本文是美国著名作家保罗·奥斯特3月底写于隔离时期的布鲁克林。
保罗∙奥斯特
要接受一件事是真的，这件事本身是否必须真实？还是说只要人们相信它，即使应当发生的事实际上并未发生，这份信任本身就足以让这件事成为事实了。又或者，无论你如何努力去追寻一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你还是陷入了无法确定的困境，就像有人在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给你讲了个故事，你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一个罕为人知但可以证实的史实，或者仅仅是一个传说，抑或只是父亲讲给儿子听的一个毫无依据的谣言。更重要的是，倘若这个故事让你大吃一惊，震撼到张口结舌，令你觉得它改变，加强或者加深了你对世界的看法，那么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重要吗？
2017年九月我来到乌克兰，当时我要去利沃夫出差，但因为我有一天的空闲时间，所以花了两小时往南走，我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度过了一个下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爷爷就出生在这里。我去那里只是因为好奇，或者说是一种伪乡愁的诱惑吧。事实上，我从不认识爷爷，至今为止依然对他知之甚少。我出生时，他已经去世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未被书写过的影子，一个没有记忆的过去，即使当我来到这座城市，知道他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离开了这里，我也明白，那天下午我的所到之处已经不是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了。但我还是想去，回想起来，当时我想去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这次旅程会把我带到东欧的血腥之地，二十世纪大屠杀恐怖地带的中心，如果这位给了我姓氏，像影子一样的人当时没有离开这里，我便不会降生在这个世界。
在我去那儿之前我就知道，这座城市在1962年改名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是为了纪念乌克兰诗人伊万弗兰克。此前的四百多年里，在波兰，德国，乌克兰和苏联的统治下，它分别被称为斯坦尼斯拉沃，斯坦尼斯劳，斯坦尼斯拉维夫，或者斯坦尼斯拉夫。它先是属于波兰，然后是哈布斯堡王朝，接着是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属于俄罗斯，然后又回到了奥匈帝国，一战后有一小段时间它属于乌克兰，接着又是波兰，接着是苏联（从1939年9月到1941年7月），然后被德国占领（直到1944年7月），然后是苏联，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一直属于乌克兰。在我爷爷出生的年代，这里的人口是两万六千人，其中一大半是犹太人。我去的那年，人口已经增加到二十三万人，但是在纳粹统治的年代，这里的人口只有八万到九万五千人之间，一半犹太人，一半非犹太人。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同年秋天，上万名犹太人被抓后在一片犹太坟地被枪杀，到十二月的时候，剩下的犹太人被圈养在一个贫民窟里，其中一万人被船运到波兰的贝乌热茨灭绝营，从1942年到1943年初，德国人把这些幸存的斯坦尼斯劳的犹太人一个一个，或者五个一批，或者二十个一批，带进城市周边的林子里，一批又一批地枪杀，直到把犹太人杀光。德国人把子弹射入几万名犹太人的后脑，然后把受害者尸体埋在他们死前自己挖好的坑里。
我在利沃夫遇到一位好心的女士，她帮我安排了旅程，她出生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并且一直住在那里，她知道我们该去哪里，该看什么，甚至不厌其烦地帮我们安排了去那里的车。司机是个有点疯狂不怕死的年轻人，他开着车在两道的公路上下颠簸，仿佛正在排练，要争当电影中追车镜头的替身演员。即使另一条道上有车冲着我们迎面飞驰而来，他也会冒着异常的风险，冷静地突然换道超车，一路上有好几次我想到，2017年秋天的这个沉闷多云的下午可能是我活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对自己说，这多么讽刺，又特别合适，我不远万里去看爷爷一百年前离开的城市，但在到达前自己先死了。
幸运的是那天路上车不多，不时有疾驰的轿车和慢吞吞的卡车，有一次还看到一架装满干草的马车，速度只有慢吞吞卡车的十分之一。路边上走着腿部壮硕的女人们，她们的头上包裹着传统头巾，手里拎着装满食品杂货的塑料袋。如果不是因为手里的塑料袋，她们看上去还是两百年前的形象，像是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东欧农妇一直活到了二十一世纪。一路上，我们穿过十几个小镇，道路两边延展着大片刚刚收割过的农田，走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时，眼前的景致忽然从乡村风景变成了看不到人烟的工业区，最壮观的是我们左边巍然耸立的电厂，幸亏我记下了那位好心女士在车里对我说的话，才知道这个庞然大物供应着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电力资源。乌克兰这个横跨八百英里的国家充满了矛盾，它既是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又是一片屠杀之地。在这一边，乌克兰给邻国提供照明和运转一切的电力，在另一边，乌克兰为了保卫自己不断缩小的领土，战火连天，血流成河。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和我想象中面临崩溃破落的城市景象大相径庭。就在我们快到的时候，乌云散去，灿烂的阳光下，一群群的人们在大街和广场上散步，城市的清洁感和秩序感都令我耳目一新，这里不是一个被历史抛弃的落后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现代城市，有书店，剧院，餐馆，新旧建筑比邻交错，赏心悦目，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遗留的老楼，也有建国初期波兰人和后来哈布斯堡统治者修建的教堂。我在城里漫步了两三个小时，本可以就此心满意足地离开，然而帮我策划行程的热心女士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和爷爷有关，因为我的爷爷是犹太人，所以她觉得带我去和城里仅剩的犹太拉比谈谈会有所帮助。
他是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市唯一的犹太教堂的精神领袖，这座教堂质地坚固，设计优美，建于上世纪初，经历了二战却被大体完好地保存下来，仅有些细微残损，而且这些残损都早已被修缮完好。我没什么想法，却也不反对去和拉比聊聊， 也许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可能—只是可能 — 告诉我一些关于我家世的人，那些没有姓名，没有形象的祖先，他们散布世界各地，生老病死，消失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我可以肯定他们的出生证早已在战火中被毁灭，也许在过去百年的某一天被一个过于热心的小官僚给注销了。我想，作为引导我来到这里的伪乡愁情结的附加成就，和拉比谈谈会有所助益，我已经来到了这里，而且只待一天，也没打算再返回此地，那么提一些问题，看看有没有答案，总归没什么坏处。
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这位长满胡须的拉比把我们迎进他的办公室，他能告诉我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 比如奥斯特是斯坦尼斯拉夫地区的常见姓氏，但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接着他很快说起战争时期一位有着奥斯特姓氏的女性的故事，她从德国人的抓捕中逃出来，在一个山洞里隐匿了三年，三年后她从山洞里出来，精神错乱，终生神志不清。他没能给我提供任何有效信息。他看起来忙忙碌碌，心神不宁，谈话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超细的香烟，每支烟抽几口就把它掐灭，然后从办公桌上的塑料袋里重新抽出一支。他谈不上友善，也谈不上不友善，只是心不在焉，总在想别的事情，我能感觉到他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对来自美国的访客和帮着安排见面的女士都没什么兴趣。根据统计，现在住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犹太人不到两三百人，不清楚其中多少人依然信奉宗教，来教堂礼拜，不过根据我来见拉比之前的一个小时的观察，在这个很小的犹太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仍旧参加礼拜。纯粹是机缘巧合，我来的那天正好是犹太新年，这是信教者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之一，然而只有十五个人来参拜神坛，他们在犹太新年的羊角号声中迎接新年，其中十三个男人，两个女人。这些男人们和西欧或者美国的犹太男人不同，他们不穿深色礼服和领带，而是穿着尼龙材质的冲锋衣，头戴红色或者黄色的棒球帽。
我们走到外面，又散步了一个多小时，也许更久一些，好心的女士帮我安排四点钟见另一个人，一位来自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诗人，他曾多年潜心研究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去看看之前错过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继续边走边聊，逛了大半个城区。下午的日光变得格外耀眼，在九月的艳阳下，我们无意中走进一个开阔的大广场，眼前出现了一座神圣复活教堂，这是一座十八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是公认的哈布斯堡年代最优美的建筑，它建成的时候，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还被称为斯坦尼斯劳。当我们步入教堂时，我预想它和那些西欧城镇里的教堂一样，里面空空荡荡，唯有几个举着相机的游客。但我想错了。这里不是西欧，而是从前苏联最西部的边缘，也是古代奥匈帝国最东端加利西亚省的一部分，这座教堂既不是罗马天主教，也不是俄罗斯东正教，而是希腊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几乎坐满了人，没有游客，也没有研究巴洛克建筑的学者，都是本地人来这里祷告，沉思，来与教友或者上帝相处，在石头建造的开阔空间里，他们沐浴在透过雕花玻璃窗射入的九月阳光里。大概共有一两百人，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个沉默的群体中有很多年轻人，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二十出头的男孩和女孩，他们低头坐在长椅上，或者屈膝跪倒，双手合掌，抬头向上，目光凝视着透过玻璃窗的光线。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除了天气特别好之外，与一年中的其他日子并无二致。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神圣复活教堂里满是年轻人，他们没去上班，也没坐在户外的咖啡馆，而是跪在石制的地板上，双手合掌，抬头作出祈祷的姿态。我先是见到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拉比，接着是红色和黄色的棒球帽，继而是眼前的情景。
在经历这一系列之后，当我知道诗人是佛教徒时，就很好接受了。他并不是那些读了一两本讲禅的书就皈依佛教的新世纪信徒，而是一位修行多年的佛家弟子，刚刚结束在尼泊尔寺庙中历时四个月的修行，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也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研究我爷爷出生之地的学者，他身材魁梧，手掌厚实，态度温和，他的目光清澈，思维缜密，穿着欧式的衣服，只在不经意中谈到自己的佛教信仰，我觉得这是个让人信服的信号，我可以信赖他告诉我的一些真相。我们的会面是在两年半前，奇怪的是，虽然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而且几乎每天我都会想起，但我只记得他讲到狼群之后的事情，对之前的谈话内容怎么也想不起了。从他开始讲狼群故事的那一刻起，前面的记忆都被抹去了。
我们坐在咖啡馆的露台，面对着城里最大的广场，这里是斯坦尼斯劳 – 斯坦尼斯拉夫 -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中心，阳光洒满了广袤的空间，没有车辆，不少人走来走去，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人发出声音，只有很多人从我面前经过，我在听诗人讲故事。我们已经谈过我所熟识的自1941年至1943年间占这里一半人口的犹太人的经历。但是他说，在盟军攻占诺曼底六个星期后，当苏联军队占领这里时，不光是德国人离开了，这里的另一半人口也全部离开了，他们往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四下逃走，也就是说苏军占领的是一座空城，什么都没有。这里的人口像是消失在了风中，这座城市被狼群占领，有几百只，也许上千只狼。
太可怕了，我想，这像是噩梦中最可怕的部分。忽然间，一首乔治·特拉克的诗仿佛在自己的梦中慢慢升起，出现在我面前。这首诗叫《东线》，我在五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后来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牢牢记住，后来我自己重新翻译过。这首诗描述的是一战中加利西亚的小城哥罗德可，离斯坦尼斯劳不远，诗的最后一段是：
荆棘遍布的荒野包围了城市
从流血的楼梯上，月亮
追逐着惊恐的女人
野狼已经冲入家门。
我问他，他怎么知道的。
是他父亲，他说，他父亲告诉过他很多遍。他解释说，1944年，他父亲是个年轻人，刚满二十岁，苏联占领斯坦尼斯劳后，改名斯坦尼斯拉夫，他父亲被征兵入伍，派去杀死狼群。他们用了几个星期才完成任务，他说，也许是几个月，他记不清了。等斯坦尼斯拉夫重新适合人类居住之后，苏联派军人和家属们重新住进这个城市。
我望着眼前的广场，试图想象1944年的夏天，那些东奔西走的人们忽然消失，从眼前的景象中彻底抹去，我开始看见狼群，几十只狼在广场穿行，在被遗弃的城市里成群游走寻找食物。狼是噩梦的终结，也是人类愚蠢的终极产物，这种愚蠢导致了毁灭性的战争，三百万犹太人，还有无数其他宗教或是没有宗教的平民和士兵在东部血腥之地被杀害。屠杀结束后，狼群冲入大门。这些狼群并不只是战争的符号，它们是战争的产物，战争把它们带到这个世界。
我毫不怀疑，诗人相信他告诉我的确有其事。对他来说，狼群是真实的，他对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声音中有一种平静的说服力，因此我接受了它是切实的。是的，他没有亲眼见过狼群，但是他父亲见过，如果不是真的，父亲为什么要给儿子讲这么一个故事呢？我对自己说，一位父亲不会这么做的，那天下午，当我离开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的时候，我确信不疑，在苏联从德国手中夺过斯坦尼斯拉夫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狼群占领过这个城市。
此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我竭力去更深入调查这件事，我和一位朋友聊过，他认识利维夫大学的历史学家（利维夫以前叫利沃夫，利沃，以及林博格），特别是其中一位女士，她专门研究那个地区的历史。但是她说，在她以前的研究中，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关于斯坦尼斯拉夫狼群的记载。她自己做了更加深入的调查，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诗人讲的故事。她倒是找到了一段1944年6月27日苏军占领斯坦尼斯拉夫的纪录片，她把录影带寄给我，我坐在此刻坐的这张椅子上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大约五十到一百个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斯坦尼斯拉夫，一小群穿戴整齐，精神饱满的市民在欢迎他们的到来。接下来，同样的场景从另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五十到一百个士兵以及同样穿戴整齐精神饱满的市民们。再接着，镜头切到了一座坍塌的大桥，然后就匆匆结束，切回到开始的士兵和欢呼的人群。士兵也许是真实的，不过在这里他们被指定扮演士兵的角色，就像那些被指派扮演欢迎群众的演员一样，他们在这部粗制滥造，没有完成的宣传片中饰演自己的角色，来歌颂苏联的英雄和勇敢。
当然，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一只狼。
由此让我回到开始时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当你不能确认一件事是否真实的时候，你会相信什么？
当我没有任何确凿信息来肯定或否定他所叙述的故事时，我选择相信诗人。无论它们出现过与否，我选择相信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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