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周末，一家人出去吃了晚餐。地点选在玉渊潭南路的基辅罗斯。我对西餐中的俄式西餐特别钟爱，说起来也是有历史缘由的。
在北京，提起俄式西餐，老莫——莫斯科餐厅绝对是一个C位的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俄式西餐厅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其中不乏菜式精美，格调高雅之流。但能够撼动莫斯科餐厅在北京乃至全国人民心中地位的，几乎为零。
运动期间，因为某些因素，莫斯科餐厅改名为展览馆餐厅。虽然它依然经营俄式西餐，但却不能继续使用这一“苏修”特征鲜明的名字了。说句题外话，估计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懂“苏修”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这是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咱们给以前老大哥戴的帽子。
话说回来，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应该赶上了它叫展览馆餐厅的一个尾巴。还有就是我和老莫的渊源。源于我姥爷一家人都在展览馆工作的缘故。那时候，我姥爷是莫斯科餐厅的西餐厨师。二姨应该是服务员（这我搞不清，那时候太小，不明白）。
所以说，我小时候喝红菜汤比喝粥都要早。还有就是老莫冷饮部的冰淇淋，货真价实，纯粹的奶油制作。用专门的勺子挖起一个大球，能吃好半天。
再早七八年，比我大十多岁的北京孩子，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提起吃饭，首选两家餐厅——展览馆院内的莫斯科餐厅和崇文门十字路口新侨饭店。倘若向当年赶时髦，如今50岁上下的北京京孩子打听是否去过，或去过几次这两家餐厅，很多人会回答——“无数次”。
前文说过，莫斯科餐厅在“运动”中被改称为展览馆餐厅，是北京展览馆苏式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1954年开张时，据说是一色的男服务员，都是从哈尔滨抽调来的。这里起初叫“小莫”，后来被叫成“老莫”。这个称号如今男女老幼，外地人北京人都这么叫，发明者何人，已经无从考究，但可以断定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孩子。
莫斯科餐厅之所以成为当年北京年轻人吃饭聚餐的首选，相当于现在的网红打卡圣地。主要原因无非是新鲜，有牌面。
首先其建筑风格别具一格，层高高达7米，粗大立柱支撑，进门给人金碧辉煌之感。这一点即便到现在，依旧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俄式餐厅可以比得上。
餐具和服务员表露着俄罗斯异域风格，即使几片面包，也得用很正规的盘子端上来，刀叉杯托一水银器，满满的仪式感。
去吃一次老莫，成了那时候很多北京孩子的毕生理想。七十年代中期，20出头的我爸，因为和我妈搞对象，得以准姑爷的身份出入我姥爷工作的莫斯科餐厅，一时间在我奶奶家附近成了人人仰慕的“高端人士”。甚至有传言：“XXX可了不得啦。去老莫吃饭都不用花钱。”——我爸确实没花钱，饭钱都是我姥爷给交了。
我们邻居一位大哥，把到莫斯科餐厅掌勺当做“我的理想”写进了作文，声称要“做一名战斗在返修前线的厨师”，后来果然如愿以偿，不过不是掌勺，干的是面点。
有不知多少北京孩子在莫斯科餐厅受到西餐的启蒙教育。而我本人更是从小用叉子比用筷子熟练。乃至多年之后，和同事一起吃饭，因为可以用刀叉将鸡腿熟练地切分剔骨而被“仰慕”不已。
现如今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西餐，消费水平属于中等吧。绝大多数家庭可以承受，毕竟现在北京高档餐厅多如牛毛，还有各路私家菜，动辄人均几千上万。相比老莫人均一二百元的水平，真不算高。
那么在它还叫展览馆餐厅的时候，吃一顿饭底线到底是多少呢？前不久我从一个朋友的老日记里面找到了比较客观的记录。
这哥们也是个细致人儿，每次吃饭均有记账。其中最低的一次，两个人点了红菜汤、罐焖牛肉、沙拉和面包，一共花了5块钱。最多一次，他们四五个人一起，还要了红葡萄酒，大约花了25块。
一晃多年过去了。老莫还是那个老莫，“返修大哥”在小朋友嘴里变成了爷爷。我的姥爷也早已去世多年。所幸舅舅和二姨传承了姥爷的手艺，虽然没有人再从事餐饮行业了，但年节聚会，我还是能吃到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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