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从1935年5月问世，开始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到被确定为代国歌、入宪、立法，直到今天走过了88年的历程。《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的历史，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之际回顾这一历程，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电影《风云儿女》公映于1935年5月，由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于1934年，虽然存续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背景很不一般，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领导和筹划下建立的进步影片拍摄基地，共拍摄了四部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风云儿女》以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主题，讲述了流亡到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断然奔向东北地区，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故事。
当时电影《风云儿女》马上就要上映了，但主题曲还没录好。电影公司没有自己的歌队，也没钱请专业的演唱队，就临时在厂里找了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录音。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当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参加录制的有司徒慧敏（录音师）、施超（演员）、郑君里（导演）、顾梦鹤（本片演员）、盛家伦（作曲家）、金山（演员）、袁牧之（本片主演），由于司徒慧敏、郑君里、顾梦鹤是广东人，所以我们现在在电影或是唱片里还能依稀地听到里面夹杂着广东的口音。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映。从电影上映第一天起，就场场爆满，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进一步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开始大范围传唱，一时出现了哪里有电影放映，哪里就有歌声的盛况。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田汉与聂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和电影史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两人不但是忘年交，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田汉是聂耳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也是他的老师和伯乐。田汉先介绍聂耳加入左翼剧联的音乐小组，1933年，又介绍聂耳入党，从此开始了两人在电影、话剧、歌剧等方面的合作。田汉与聂耳最后的合作、也是最伟大的合作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田汉
聂耳
1934年八九月份，电通影片公司，约田汉写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田汉把剧本大纲写完了之后，又写了一个主题曲。1935年2月，田汉等左翼人士相继被捕，这个时候电影《风云儿女》的台本还没来得及完成，后续工作交给了夏衍。作为田汉的合作伙伴和信任的朋友，聂耳不顾个人安危，向夏衍主动请缨：“作曲的任务交给我吧，我想如果田先生在，也会同意由我谱曲的。”
聂耳最初在租住的霞飞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1258号3楼进行创作。他对导演许幸之讲述过这段经历：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后来聂耳经常去司徒慧敏家里谱曲。据司徒慧敏的女儿司徒恩湄回忆，她的奶奶，也就是司徒慧敏的母亲，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第一個听众。每一次谱曲聂耳老是从头开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唱得多了，司徒慧敏的母亲听得多了，叫聂耳就不叫聂耳了，叫“起来”，说“起来”来了。司徒慧敏的母亲不识字，但是每次聂耳作曲她就坐在旁边，聂耳唱她也跟着唱，还感叹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呐。”
就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初步完成的时候，聂耳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组织上送他出国留学，准备由日本转道到苏联学习音乐。1935年4月，聂耳乘船离开上海，抵达日本后又对《义勇军进行曲》修改，最终把谱好曲的作品寄回国内。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当千百万的观众在电影里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田汉和聂耳都没听到，田汉在监狱里，聂耳当时在日本。当年7月，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海浪夺去了生命，年仅23岁。
抗战最强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战歌。
1932年，日本人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黄浦江畔，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公映，《义勇军进行曲》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中，任光和刘良模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参加新四军的任光，当时是上海著名作曲家，其代表作有《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他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的成员，并兼任旧中国最大的唱片经营和制造企业——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正是他第一时间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为这首歌曲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刘良模，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是一名爱国志士。1934年冬天，他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发行后，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刘良模不仅在上海的广播电台里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还到北平、天津、广州、厦门、香港去教唱这首歌曲，组织大型歌咏表演。
任光
在当时各种群众集会和歌咏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是必唱曲目，而且往往是压轴曲目。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7月，国民党被迫释放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大批群众前往迎接，在监狱门口，“七君子”与群众共同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可见当时这首歌曲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被沈钧儒等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的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
刘良模
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办了一个军官训练班，有一天晚上，他到学员的窑洞里面去，听到外面有人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张学良问大家，你们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谁写的，大家都回答不上来，张学良说写歌词的人叫田汉，是爱国文人，这首歌其实是为我们东北人写的，我们要唱着这首歌打回老家去。
1938年，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这样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80多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音乐历史，再现了当时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动人情景。
当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国内传唱，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号角，在世界范围内唱响。最早把它介绍到国外的还是任光，后来刘良模又把它介绍到美国。
保罗·罗伯逊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任光首先把这首歌带到法国;1938年他到了东南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又把这首歌曲带到那里的华人当中去。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抗日根据地，他们曾经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了更改，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改成“马来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游击队队歌进行广泛传唱。
1940年春，刘良模赴美留学，把《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后非常喜欢，不仅学会了中文版本，还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为了方便记忆，他把歌名改为“起来”。1940年夏天，在纽约罗易桑露天剧场有7000人参加的音乐会上，保罗·罗伯逊首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保罗说：“我要唱一首中国人民的战歌，我要用歌声向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致意！”1941年，保罗·罗伯逊在费城灌制了第一张中文专辑唱片《起来》，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庆龄为唱片写了英文序言，她说：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
二战期间，英国、美国、苏联、印度等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有的国家还用它来做华语广播的开始曲。后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
1949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我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
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9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发出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征集启事。仅仅一个多月，收到应征国歌632件，词、谱694首。
经过几轮筛选评审，大家都感到应征稿件总体上不够理想。这时已经是8月下旬，要在一个多月内创作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体现新中国特征的词曲来，确实比较困难。因此提出“拟从现有流行革命歌曲中挑选”的办法。
据时任新政协第六小组（负责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的审定）秘书的彭光涵回忆，周恩来最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他说：我认为现有流行歌曲中最好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又是大多数人都会唱的歌曲。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人赞成。但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存在异议，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建议歌词作修改。
开国大典日期临近，国歌还没有最终确定。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国旗、国歌、国徽等问题。周恩来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可以激励感情。毛泽东表示：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我们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要“安不忘危”，还是原有歌词好。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不改歌词。
1949年9月27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讨论和投票表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军乐队现场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歌词作者田汉当天在天安门亲历了这一庄严时刻。
开国大典军乐团指挥罗浪后来回忆道：“当时最为紧张的事情就是哪一个是国歌没说，我就问我们的领队张致祥同志，28号我就问他，他说国歌已经定下来了，忘记告诉你，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马上把这个谱子找来，写成一个比较简单的低音伴奏型的乐队谱子，连夜抄分谱，30号练了两次，上午练一次，下午练一次，1号就演奏了。”
1978年修改国歌歌词“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被打成“反革命”“叛徒”而落入冤狱，《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禁唱。原词不被使用，就出现了国歌有曲而无词、只能奏不能唱的奇怪现象。
粉碎“四人帮”后，为筹备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年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征集小组，小组所写的《继续革命的战歌》一文，交代了征集经过：“新国歌的创作按两种方案进行：第一种方案是根据原国歌曲调重新填词;第二种方案是创作新的国歌（包括词和曲）。从1977年10月上旬到12月中旬，全国69个单位，从大量应征稿件中选出了318首推荐到国歌征集小组，其中按原国歌曲调填词的130首，新创作的歌曲188首。除了这些有组织选拔的应征词、曲外，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直接用函、电寄到中央的应征稿件亦不下数百份。”“经过评选组反复审听和评议，绝大多数同志都希望采用原国歌曲调填词方案。大家认为：原国歌曲调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它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内国际有广泛影响，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它的音调，马上就会感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形象，产生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一致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颁行的国歌歌词是：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新的国歌歌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实施，但在人民群众中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田汉的历史冤案得到平反。同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安徽老作家陈登科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第一个向大会提出了议案——要求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陈登科曾同肖马、韩瀚两位代表作过深入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应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们曾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美都是不嚴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恢复歌词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陈登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
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回复是交付常委会研究。直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国歌入宪与立法2003年，河北《经济论坛》杂志社编辑夏明芳，首先提出把国歌写入宪法和为国歌立法的建议。他后来回忆道：“从2002年开始，我搜集了好多素材，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前前后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怀着热情、热血和激情把建议和‘《国歌法》写出来了，至今看到我写的东西还激动。”“我不是政协委员，在2003年两会前，我把写好的东西交到了河北省人大办公厅，希望由他们带到两会上提交。当时省委书记白克明批复：‘此件很重要，请代表团关注。后来听说，我写的建议成为河北代表团的第一号议案，受到河北代表团的一致拥护。我不是人大代表，不能署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提案权，所以当时由一个廊坊市的人大代表牵头，所有河北省代表全部签名，向大会提交。”“2003年3月初，我接到北京一个电话，他自称是新华社记者，问我是否提交了一个‘国歌法的提案，我说是的，他大致问了情况。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河北日报》记者给我打电话，他说小夏你办了件大好事怎么不吭声？他说你赶快看看今天的报纸，今天的《燕赵晚报》有报道你的文章。我买了一份报纸，看到上面有新华社的通稿：《来自民间的议案》，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当时这篇稿子各大报纸和媒体都报道了，同学朋友们纷纷祝贺，我心里挺激动的。一个普通的公民，能为国家立法方面提建议，觉得挺兴奋的。”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于海2008年提交的关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从2004年国歌入宪，到2017年国歌立法，又经历了13年。从2008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指挥于海，坚持十年提案国歌立法，锲而不舍。之所以坚持提案国歌立法，于海说道：“我以前就发现，我们的国歌演奏不准确，很多专业的团队、专业的院校演奏国歌也不准确，更不用说外国那些乐团演奏我们的国歌了，我经常看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我特别注意听，他们的国歌版本对不对，大部分都是混乱，都不对的。官方民调显示，某高校大学生，能写对国歌歌词的学生，只占25%。”“2008年我当政协委员，我就想到这个事，我说我作为政协委员，我要提为我们的国歌立法。因为我也查了资料，国旗有专门的《国旗法》（1990年），国徽有专门的《国徽法》（1991年），那么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的第一歌——我们的国歌没有被立上《国歌法》，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法制健全国家的缺憾。200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下午我就郑重地递交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作为指挥演奏国歌的一个音乐家，我有这个义务为国歌呐喊，为国歌呼吁，我希望引起更多的人重视。我就每年写提案，一般的我们政协委员写一个提案，第二年可能换一个，或者再写别的了，我别的提案可以换，但是国歌立法的提案一直没换，当了10年政协委员每年都要提。”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从2014年起，政协委员艾克拜尔也连续四年提案国歌立法。他说：“作家苏叔阳是我的好朋友（苏叔阳当年是田汉基金会的会长），他提出：老艾你是全国政协委员，你能不能建议，在天安门国旗杆下的护栏边贴上40乘60的铜匾，上面用五线谱刻上国歌的谱子，并写上作词田汉，作曲聂耳。”“我觉得这个建议好，是非常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我提了这个提案，后来由于国歌没有立法，天安门管理局认为没有法律支持的事情无法办理，这件事被搁置了。”“我研究了世界范围内的国歌，很多国家‘国旗国歌法是在一起的，中国有《国旗法》《国徽法》，但是没有《国歌法》，2014年我的提案是改《国旗法》为《国旗国歌法》，因为很多国家都是两法并举的，我连续提了四年之后，终于在2017年的4月26日，全国人大法工委举行了一个专题座谈会，我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强烈的诉求，泱泱大国有《国旗法》《国徽法》，但是没有《国歌法》，这是不匹配的，爱国主义核心教育内容也是缺失的，所以我们强烈呼吁把国歌法建立起来。听说还有几位委员提案国歌立法，但是他们的角度不一样，比如有个委员提：国歌应该46秒，但以前是50多秒，自从国歌诞生以来有28个配器版本，应该统一版本等等。”“会上说我们的提案中央领导已经签字了，6月30日和8月底又经过两次讨论通过，2017年10月1日起，《国歌法》正式实施。”
2017年国歌立法程序正式启动：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10月1日起施行。《国歌法》规定，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为国歌立法，维护的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的背后是国格的彰显，历史的缩影。与此同时，国歌奏唱礼仪及标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被纳入中小学课程。
国家神圣的象征国歌是国家的精神象征，伴随新中国走过每一个重要时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催人奋进的主旋律。
国歌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双方关于谁在1997年的7月1日的零点零分零秒，来演奏国歌的问题，经历了16轮谈判，前15次全都谈崩了，英国人开始坚持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演奏英国国歌、降英国国旗，我国外交部不同意，我们认为这个时间点应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我们的五星红旗。国歌演奏代表着香港主权的变更，不容误读。英方后来屈服了，同意中方在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演奏国歌。
当天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就是英国的军乐团提前演奏了英国国歌，他们的国歌结束时，距离零点还有13秒，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本来英国国歌一结束，就该我们奏国歌，但我们不能提前演奏，当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是在6个“0”，即00时00分00秒奏响了我们的国歌。
国歌是每个中国人的烙印，有时候与我们的生命联系在一起。2011年2月，利比亚发生骚乱，人们的生命安全遭到威胁，中国当时在利比亚的公民有3.5万多人，我国政府第一时间派出了飞机、军舰还有租的商船前去营救。利比亚撤侨事件的亲历者、中建八局海外部设计师王本虎后来讲述了事件经过。他说，暴乱发生后，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但是机场关闭，港口关闭，边境关闭，手机与国内的通讯完全中断，王本虎冒险爬到屋顶，试了无数次，终于拨通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电话，大使馆方面答复说“国家正在尽力协调，会尽快接你们回家”。由于战乱的影响，很多人丢失了护照，如何识别中国公民的身份成了一个大问题。在经过埃及边境的时候，很多人都跟着我们，外国人也跟着进来了，我们首先要保护我们的同胞们，外交部的朋友想了个办法，拉一条绳子，你会唱中国国歌，用中文唱，我就保护你。“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请进;“把我们的血肉”，请进。就这样，3.5万多名中国公民全部进来了，得到了保护。王本虎说：“国歌、国旗那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首歌和一面旗帜。当撤侨进行的时候，当同胞们唱着国歌、举着国旗通过边境的时候，国旗和国歌就是我们的力量来源，是我们的精神归宿。中国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
无论何时，無论何地，《义勇军进行曲》将永远是凝聚人心的纽带、鼓舞士气的力量！
标签：最强音 义勇军 国歌 进行曲 抗战